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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泛传播模式?

万博manbetx官网 Date:2019-09-12 23:46

  泛传播是以Internet的媒介平台为依托,通过超文本协议、超级链接与URL,搜索引擎等,对声音、画面、文字信息进行查询、分类,建立索引,并进行实时、互动交流与沟通的信息传播形式。

  与传统传播模式相比,泛传播模式通道不再是线性的而呈现非线性特征,传播层级也不再是有量化定义,而呈现泛化和未定义特征。

  泛传播充斥于所有人类行为领域,它主要表现在传播层级、传播介质及传播受众的“泛化”等三方面。“分散化”、“全景化”、“扩展化”、“一体化”则是泛化模式的最主要特征。

  这种泛化传播特征使得互联网受众可以无须考虑时空限制、知识服务问题和跨语言沟通问题而享有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空间。

  2013-05-12展开全部本书英文书名的直译应该是“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播模式”(“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我们在翻译第一版时,将其简化为“大众传播模式论”。20年后的今天,觉得找不到更好的译法,所以沿用了。那么,什么是“模式”?作者在第1.2节中下的定义是:“用图像形式对某一客观现象进行有意简化的描述 …… 试图表明的是任何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对此基本认同,并据此而将原文的“model”译成“模式”,以便与更狭义的数学模型(即公式)相区别。我历来主张,任何理论可以而且必须同时用三种语言来表述:文字定义、图性模式、数学公式。本书是使用第二种语言来表述传播理论的典范。当然,书中大部分模式图性来自原始作者(而非麦奎尔和温德尔),这说明我前面提到的传播学图形化,是这个学科的共识和集体行为。而麦奎尔和温德尔为传播学中一些原本只有文字叙述的重要理论(如议程设置、沉默螺旋等)配上图像,并将散布在传播学各分支、横跨欧美各语言的几十个模式精粹汇集一册,则自然具有其独立的创新和重大的贡献。

  如果对第二版的66个模式之间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其正规化程度各有不同(在科学研究中,当然越正规越好)。这些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大多数是“结构图”(structural mapping),其显示出一个理论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及其关系(如相关或因果),这正是作者上述定义所指的标准模式。另有不少为“隐喻图”(metaphoric illustration),其并不一定标明各概念及其关系,但形象地传达了有关理论的意图或隐含(如丹斯的螺旋模式、本书作者的圣诞树模式、布劳沃的菌丝模式等)。最后还有少数为“检验图”(testing protocol),其不仅揭示所涉及的概念和关系,而且还进一步规定其关系方向、甚至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时间维度等(如查菲的常态扩散曲线、格林伯格的J-曲线、图恩伯格等人的信息沟),所以可以直接用作假设检验。在我看来,检验图是用图形语言来表达理论的最高境界(其实已与数学公式互为表里了),因为模式的最终目的就是用于假设检验,这恰好符合本书英文原名的直译(“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传播模式”);而隐喻图则大体上还是处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前理论”状态;至于作为主流的结构图,其正规程度在介于检验图和隐喻图之间,即反映了传播学与更成熟的社会科学(如以数学模型为主流的经济学)相比有明显差距的现状,也提示了提高传播学科学水平的一种途径:传播理论模型化。

  本书第一版于1986年由我与武伟合作译成中文(1987年出版)。1985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主要讲传播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正值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编一套《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其中计划包括一本传播学,正在征集候选书目。当时,国内已翻译出版了几本传播学理论或概论的书,其中包括由我硕士导师陈韵昭翻译的《大众传播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我参与翻译了那本书的部分章节,因此而接触到了麦奎尔和温德尔的“小册子”(那是我看到该书时的第一个反应,至今还一直这么称它)。与国内已经翻译或尚未翻译的各本大众传播学理论书(当时我能看到的大概有七、八本)相比,我觉得这本小册子特别适合作为一本入门书,向包括非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各类读者介绍这门西方新兴学科。于是便向上海译文社推荐了此书。承蒙编辑慧眼识宝,小册子在竞争中胜出,被选入“丛书”,并邀请我翻译。此消息是在我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读博士研究生的前两个月传来的。出国前的忙碌可以想像,但又舍不得小册子。最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请当时在系里念博士的武伟学兄帮忙,分担一半翻译任务。我负责前3章,匆匆(但还不算是“草草”)完成。其后的各种编务琐事,均有武伟兄完成,与私与公,其贡献皆大也。

  我到了印第安纳后的第一学期,有一门课的几本教材中就有这本小册子(以后我在美国康纳迪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时,也常用它作教材或补充读物)。不久收到国内寄来的中译本,兴冲冲地给麦奎尔寄去一本。他很快回信,说此书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更高兴有中文版,同时也建议我提醒上海译文社需向该书的版权拥有者(朗曼出版社)取得译文版权(这是我的第一堂版权法课)。1993年原书第二版出版后,上海译文社果然买了译文版权,并设法找我们(武伟兄也已去美国了)“正式”翻译第二版。期间10余年,由于译文社编辑的替换和我们的多次迁居,双方的联系时通时断。直至2006年,译文社责任编辑胡峙峰在我的博客网页上留言,才又重续“旧情”,互联网真是一种“媒”介。武伟兄自美国堪萨斯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之后,留在美国从事IT研发,因与传播学术无直接关系,故无意参与再版的翻译,而由我独自承担。

  这次再版翻译,是在原译本的基础上逐字逐句进行的,其中的改动也就大大超过原书第二版的“脱胎换骨”程度。以字数计,第一版中译文共6万余字,第二版中译本近10字,而其中约7万字是原书新增内容(见前文)的翻译、或是对我们前版中错误的修正和用词的更新(也包括对原书中少数误差的勘正)。在保留的2万余字中,我与武伟兄的旧作各占一半,所以说,大家现在读到的这个版本,虽然以我个人名义翻译,其中还有12%左右是武伟的知识产品。这次翻译我没有让任何学生或助手参与,尽管他们的中文能力大多在我之上,以体现我对小册子长达20余年的仰慕以及我对此译本所存在的各种误差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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